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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邏輯及創新
  • 2019年09月19日來源:經濟參考報

提要:?新中國70年來,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由一個經濟小國變為了經濟大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正在向經濟強國邁進。

新中國70年來,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由一個經濟小國變為了經濟大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正在向經濟強國邁進。按照麥迪森的計算,1952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僅為5.2%,2018年達到了90.0309萬億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到15%。

轉型發展是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邏輯

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背景的識別、經濟發展約束條件的突破、經濟發展理念的更新、經濟發展動力體系的重塑和經濟發展戰略的轉換,都離不開對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互動邏輯的考察。具體表現在:

第一,新中國70年經濟轉型發展的邏輯具有特殊性。中國現代經濟發展道路是“共同律動性”與“道路獨特性”的統一,“中國現代經濟發展道路體現了這一過程中的共同律動性,即與世界結構轉換相聯系,與世界歷史演化大趨勢相吻合;同時由于文化、制度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在道路上也呈現出了一些獨有的特點”。

第二,新中國70年經濟轉型發展的邏輯能夠轉化為新的轉型發展約束條件。新中國70年經濟轉型發展進程是由多次重大轉型疊加的過程,轉型發展所具有的矛盾消解能力和制度轉換能力表現為發展控制過程對發展實際過程的有效影響,發展控制過程表現為技術進步、制度建設、結構協調等系統化的戰略選擇,發展實際過程具有連續、復雜等特征,容易受到特殊國情與初始稟賦條件的影響。

第三,新中國70年轉型發展是一種特殊的實踐過程。具體表現為以轉型為動力、發展戰略更新為內容、發展理念為導向的實踐過程。一方面經濟轉型為中國經濟發展動力體系的構建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全面發展是中國長期轉型發展的最終目標。

第四,新中國70年轉型發展理念更新需要特殊的表達方式。中國轉型發展理念的更新是一個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互動過程。不同階段轉型發展理念的更新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但是關鍵因素在于各類經濟主體身份差異下認知矛盾的協調,同時也決定于轉型發展過程中創造主體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而對于轉型發展的諸多內容認知的一致性的發展理念更新需要借助特定的轉型方式予以表達。

轉型發展邏輯的八大維度

新中國70年來,中國大規模多層次的轉型發展邏輯有八個維度:

第一,從落后的農業大國向現代工業化國家的轉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49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只有446億元,人均國民收入只有66.1元。在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占到84.5%,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5.5%,重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只有4.5%。為了加快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我們從計劃經濟時期開始積極推進工業化進程,以工業化為路徑推進經濟由落后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的轉型。經過新中國70年的轉型發展,我國已經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了現代化的工業化國家,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躍升為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國,正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大步邁進。

第二,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通過三大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七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實行指令性計劃對國民經濟實行管理,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計劃經濟體制已初步形成。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以價格改革為切入點推進經濟體制改革。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第三,從粗放型發展向集約型發展方式的轉型。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特點是數量規模擴張、高投入、高消耗、高積累、低消費、重工業優先、重速度、輕效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重視了科技和教育作用的發揮,開始趨向集約型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科技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所提高。

第四,從單一經濟結構向多元經濟結構的轉型。新中國經濟結構演變具有產業結構轉型和工業結構升級的雙重屬性,呈現出明顯的特征。新中國70年來我國經濟結構沿著“單一結構——結構多元化——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路徑在演進。改革開放之前以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礎,實施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戰略,導致結構扭曲的單一產業結構。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結構開始逐漸從單一轉向多元化。經濟結構多元化就是多樣化、多種化、多態化,能滿足不同變化的多樣化需求。

第五,從人與自然的沖突向和諧共生的轉型。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經濟建設大規模地開展導致了人與自然的沖突,生態環境問題開始出現,由于這一時期工業化才開始起步,環境問題只是在局部地區出現且程度較輕,政府并未明確提出環境保護的概念,也沒有制訂相應的環保政策。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現代化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經濟高速增長中,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壓力迅速擴張,人與自然的矛盾不斷加深。“十三五”至今,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和建設“美麗中國”的宏偉目標。

第六,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的轉型。改革開放之前以及改革開放前期,針對國家貧窮落后的現狀,我國經濟發展采取了“國富優先”的發展目標。“國富優先”的發展以GDP增長為目標,以做大經濟總量為思路實現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以后,在國家富裕的基礎上,開始向民富轉變,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的轉型。“民富優先”的發展目標以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為發展目的,有利于提高消費總量和化解社會矛盾。在中國經濟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增長轉變中,為了建立新的利益機制,經濟增長的目標要從“國富優先”到“民富優先”轉型,由經濟總量導向向國民收入導向轉變。

第七,從趕超戰略向質量效益戰略的轉型。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實行的是數量型增長的趕超戰略,這一戰略是經濟上的后進國追趕先進國并最終要超越先進國的一種經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是基于比較優勢原理,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不變的前提下,通過規模經濟的路徑形成了傳統的數量型增長模式和追趕型發展戰略。但是趕超戰略下單純追求“快”的發展方式是粗放型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了經濟發展五大新理念,特別是十九大做出了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判斷。

第八,從封閉發展向開放發展的轉型。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與世界上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還未建立外交關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軍事上發動朝鮮戰爭。由于新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條件和獨立意識決定了中國在當時只能主要采取內向型發展方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開始從封閉發展向開放發展的轉型,以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為基礎,從建立經濟特區到開放沿海、開放沿江、開放沿邊,再到加入世貿組織,從大規模引進來到積極走出去,利用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的能力顯著提高。從封閉向開放的轉型,中國經濟不僅融入到了全球化,而且開始主導全球化,提高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重要的引擎。

轉型發展邏輯下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創新

新中國70年來,更為重要的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推動了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通過理論創新促進了中國發展經濟學的形成。這些創新主要體現在: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從落后的農業大國向現代工業化國家轉型以及通過二元工業化的特殊路徑,實現了經濟發展路徑理論的創新。新中國70年來,由于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和“雙重演進”的特征,形成了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同時并存的城鄉二元工業化路徑。這種二元工業化路徑的特征是:工業化空間分布的二元性、工業化實現路徑的二元性、工業化資源配置手段的二元性、工業化產業層次的二元性。二元工業化的發展路徑使得中國經濟由落后的農業大國轉向了現代工業化國家。

第二,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以及實現了市場動力與政府動力的結合,促進了經濟發展動力理論的創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在于計劃,通過計劃集中力量辦大事,建立了中國工業化基礎。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探索,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通過市場動力實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市場化的改革取向作為目標,正確處理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建立了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結合的獨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實現了市場動力與政府動力的結合推進了“中國發展奇跡”的實現。

第三,從粗放經濟發展向集約型經濟發展的轉型以及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到轉變發展方式,再到創新發展,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的創新。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了“發展型式”的概念,他認為發展型式的選擇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新中國70年來,我們在經濟發展方式上實現了從粗放經濟發展向集約型經濟發展的轉型,盡管這一轉型任務還沒有完成,但是成功探索出了通向集約化發展的方向,形成了經濟發展動力理論的創新。

第四,產業結構呈現出了從單一向多元化發展,再向高級化和現代化發展的變化以及協調發展理念的實施,促進了經濟發展結構理論的創新。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創造經濟奇跡,關鍵在于改革推動了經濟結構轉換,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新時代下經濟發展向高水平邁進的過程中面對著新環境和新難題,發展理念需適時向協調轉換。協調意味著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整體性和平衡性,強調轉變當前經濟各個方面存在的失衡現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提升。

第五,從人與自然的沖突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轉型以及綠色發展理念的實施,形成兼具生態財富在內的多維度財富觀的創新。新中國70年來,我們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經歷了人與自然的沖突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轉型,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過程中,我們提出了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文明以及綠色發展等理論。這些實踐的發展和理論的演進體現了發展經濟學財富理論的創新,形成了兼具物質財富、知識財富、文化財富、生態財富的多維度新國家財富觀,從資本產出、自然資本和無形資本三個方面來衡量一國綜合財富。

第六,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的轉型以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貫徹落實,體現了發展目標理論的創新。新中國成立之后,為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確定了“國富優先”的發展目標。進入新時代以后,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富優先”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需要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轉型,“民富優先”考慮的是經濟發展能否給人民帶來利益,能否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能否使人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第七,從追趕戰略向質量效益戰略的轉型以及對高質量發展追求,體現了經濟發展戰略理論的創新。中國和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在經濟發展初期,為了解決貧窮落后的面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以追求速度為核心,實施追趕戰略。經過70年的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已經由發展問題轉變為了發展起來以后的質量效益問題,追趕戰略的任務已經完成,需要進行發展戰略的轉型,從追趕戰略向質量效益戰略轉型。

第八,從封閉向開放的轉型以及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經濟開放發展理論的創新。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加強國際交往,積極學習發達國家的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舉措,閉門造車是萬不可取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又一次強調要主動參與和積極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要抓住機遇,直面挑戰,審時度勢,迎難而上,努力推進中國與世界的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西北大學研究生院院長、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周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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